1986年，崔健的《一无所有》传唱大江南北，青春在那年开始摇滚。
我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市人民警察学校任教。由于我学的是中文专业，学校就安排我主讲《公安应用写作》课程，这对我来说可谓天赐良机，从此就与公文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两年之后，在教学之余开始尝试撰写学术论文。
1988年3月，我写出了第一篇文章《论公文标题的形式美》，总计2700多字。因为当时我阅读了很多公文写作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辞书，其中对于公文标题的讲述都是从内容方面介绍，诸如怎样使公文标题做到准确、简洁、规范等等，而没有发现对其排列形式方面的讲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课题，文中我从美学的角度对公文标题的排列形式加以阐述，并列举出8种排列方式。由于是第一次写论文，我就署了一个笔名“吴可”，投寄给了《应用写作》（由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主办）杂志，结果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到了1989年的3月份，我觉得在《应用写作》杂志上没有发表的希望，于是就对稿件略加修改，转投给了《秘书》（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主办）杂志，而这次用的是我的真实姓名。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到了1989年的7月份《应用写作》杂志第4期（双月刊）突然全文发表。当时有些报社和杂志社就是这样，在收到作者寄来的稿件以后，感觉质量较好的就留作备用稿，而不给作者寄用稿通知单。
一旦出现稿件缺少的情况就突然给你发表，并寄来样刊和稿酬，让作者一时难以承受。而事情也就是非常凑巧，1990年第1期的《秘书》杂志也给予发表。《秘书》杂志发表的时候，编辑把标题作了更改，题为《公文标题的八种排列方式》。《秘书》杂志发表后，读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致函编辑部，状告岳海翔同志抄袭了吴可的文章。
到了1990年的7月份，我突然接到了《秘书》杂志编辑部主任何玉麟先生给我写来的第一封信。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这是我写作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是难得的走向成功的机遇。
因为正是有了这件事，才接着有了与何玉麟先生长达5年之久的书信交往，而何先生的文笔非常老道，独具特色，可以说把当今中国的书信写绝了。他的用语既准确又精炼，堪称一绝，属于”电报”式的语言。跟他通信，使我感受到了文字的表达技巧，从中受益颇丰。
请看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岳海翔同志：
您的文章《公文标题的八种排列方式》刊出后，我们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反映：您的文章与另一篇文章何其相似乃尔！！
查您的原稿是《论公文标题的形式美》，经我修改后成为“八种排列方式”，而另一稿的标题也叫《论公文标题的形式美》，太凑巧了！
您是否在1989年中在其它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用的什么署名？请速告。本编辑部对此事较为重视，如有借鉴、模仿（乃至抄袭），请作自我反省，汲取教训。我们希望这不是事实。一本与人为善及关心作者的愿望，希望认真对待！
即颂
撰安！ 何玉麟
结尾还加盖了《秘书》杂志编辑部的公章，以示庄重、严肃。当时7月份我们单位正放暑假，这封信寄到我们单位后被一位同事拿走了，而他又出差了。到了月底，我到单位值班，这个同事把信塞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一看信封上写着“上海大学学报编辑部”，激动得兴奋不已，但一打开信封看到里面的内容不禁哑然失色，几段文字除了问号就是感叹号，我赶紧给何先生写了回信，陈述事情的原委。为保险起见，我同时给杂志副主编刘耀国也写了一封信。
很快我就接到了 何玉麟先生的第2封信：
岳海翔同志：
信都收到了。文章署名纠葛一事，基本情况清楚了。这件事我们还是处理慎重（如没给您单位去信等），因为我坚信：抄袭者毕竟是少数。但这件事您有一定责任，至少“一稿两投”，今后应注意。本刊影响较大，凡编辑漏掉的东西，读者们很细心。本刊每天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维护本刊的声誉。凡聪明的作者都会充分了解这一点，我相信您也是充分了解这一点。作为编辑，替他人做嫁衣，理所应当的，但最怕的也是最恨的是有人给我们找麻烦，请你理解。
即颂
撰安 何玉麟
这封信就没有加盖公章。从中可以看出何先生的用语艺术，简洁凝练，言简意赅，毫不拖泥带水，而且用词也很委婉，即使是批评也让人能够接受。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但我当时意识到，在一定时间内再给《秘书》杂志投稿，它不会给我发表，因为要平息读者的舆论。这样一来，就必须采取一种方式，跟何玉麟先生把关系拉近，这显然又涉及到社交的艺术问题。那么，我是怎样解决的呢？且听下回。
（ 作者：岳海翔，“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公文写作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专注写作与研究公文30年，其公文写作底蕴深厚，专业成果令人瞩目，著作等身，先后编辑出版了130余部书籍。被誉为“中国公文讲座第一人”）。编辑：员新岗。了解更多老师课程及介绍请联系岳海翔教授助理：员老师微信 ym136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