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在于何玉麟先生书信交往这5年的时间，我的写作水平迅速提高，研究成果频频涌出，在文秘界成为知名人物。
但我深谙，我的成功距离当时应用写作界特别是公文写作界的大咖们还相差的很远，因为我的研究仍然属于“个体户”，而尚未找到机会去融入学术研究界的大家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给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必须赶快“走出去”，与公文学术界的同行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先生门前垂五柳，天下墨香出兰亭。
也许是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做好了安排，1990年8月份，我突然收到了《应用写作》杂志社寄来的一封信，邀请我参加当年10月份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应用写作学术研讨会”，这让我喜出望外，兴奋不已。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中国写作学会公文写作专业委员会”，《应用写作》杂志社为承办单位，这是公文写作学术研究领域的一次空前盛会。
在此之前，我已了解到由这样一个组织，层次很高，举办活动也很规范。还在1988年5月，《应用写作》杂志社就在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应用写作学术研讨会”，在会上由《应用写作》杂志社副主编费晓平、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闵庚尧和天津塘沽科技进修学院张保忠3位发起，成立了这个专门以公文写作为研究对象的全国性组织，得到了中国写作学会的支持以及与会同志的一致认可，并写进了《会议纪要》。
但是，成立这样一个学会，必须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担任会长。或许是天意，在南京会议期间费晓平先生去一家书店买书，看到了一部《中国公文学》（齐鲁书社1988年1月版），作者苗枫林。
费先生回到长春后一气通读了一遍，感到这是中国当代公文理论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水平太高了。他想如果把作者请出来担任会长，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他又不知道作者是何许人也。于是，费先生就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询问苗枫林先生的情况，结果出版社给费先生的回信是：“苗枫林同志现为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委宣传部长。”
费先生得知后自然是喜不自禁，但他又觉得苗枫林同志是高级领导干部，不知他愿不愿意担任这个社团组织的领导。随之，费先生就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理给苗部长写了一封信，表达学会集体的意愿。令费先生始料未及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苗枫林同志热情洋溢的回信，表示愿意担任这一职务，与公文学术界同仁一道，共同把中国公文学研究事业推向前进。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苗枫林先生是山东威海人，15岁参加革命，多年在中央团校任教，后来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是胡耀邦总书记的秘书。
20世纪80年代初回山东老家工作。苗部长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学富五车，研究范围涉及公文学、人才学、孔学、军事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他的《中国公文学》，研究视角独到，观点富有创新意识，篇章架构彰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的领导干部。
他从1989年开始担任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一直到2003年，因为年龄的原因，改任学会的名誉会长。他对这个学会十分牵挂，每次会议即使再忙也要出席，并发表高屋建瓴、视角独特的讲话，引导着中国公文学术研究工作不断前进，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全社会所公认。
还在1990年10月份的济南会议上，我在没有向单位请假的情况下自费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当时我们单位的学术气氛很不活跃，学校领导又不支持，甚至将其认定为“不务正业”。所以，为保险起见，我自费来到了济南，而这次与会，是我学术研究生涯的一次破茧成蝶的巨变，是我研究生涯的一次根本性转折。我终于像鸟儿被放飞一般投入了组织的怀抱。
在会上，我结识了公文学术界一个个让我敬佩的大家，苗枫林、费晓平、闵庚尧、张保忠、张波、张国祥、邓天杰、薛国林、王首程、纪玉香、李少鸣、王景堂以及《应用写作》《秘书之友》等杂志的编辑，令我大开眼界，受益满满。
可以这样说，没有这次与会，就不会有我的更大的进步，也就不会有后来我在学会事业发展上的成功。欲知后事，且听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