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属于公文方面的文章，约占《毛泽东选集》全部文章的60％。这近百篇公文，仅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为党和国家起草的重要公文的一小部分，然而仅这一小部分，足已使我们为毛泽东同志那高超的公文谋篇艺术所倾倒。公文谋篇是指对公文篇章的谋划，这种谋划与文学作品的谋划一样需要艺术。毛泽东同志那风格独特、严谨周密、融汇贯通、鲜明生动、明白显露、条理清晰的公文谋篇技法，是毛泽东同志公文艺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远是我们学习、提高公文写作技能的一面镜子。 这是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实践方面一再倡导、体现的一种谋篇技巧。经他提议并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见书后附录）明确指出：“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长的文电分为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这段话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写公文要讲究“篇前撮要”、“段前撮要”，它有利于增强公文主旨的表达效果，便于阅者把握制文的背景、依据及中心思想。 毛泽东同志不仅要求人们在公文谋篇上要采用这种手法，而他自己更是率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例如《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在提出两个方面规定之前，毛泽东同志在篇头处先用“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一句话表明了制发这一指示的目的；又如《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提出四点命令要求之前，毛泽东同志先是在篇头处，简要概括地讲明了制发本令的原因及根据；还如《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这份通电，更是篇前有撮要、段头有明旨。开篇用了九十多个字交代了制发本电文的原因、背景与目的。在电文的主体部分，共讲了十个问题，每个问题之前都有一个段旨，诸如“一曰全国讨汪”“二曰加紧团结”“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磨擦”…“十曰实行三民主义”等。 开门见山是毛泽东同志公文谋篇艺术的又一体现。开门见山也叫“起句立意”，即文章一开始，就要切入主旨，鲜明地提出问题、亮明态度，切忌在公文的开头处像文学写作那样制造“悬念”或兜弯子、绕圈子、捉迷藏。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大量公文是非常讲求“开门见山”的，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例如《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的开头：“过去几个月内，我党领导人民在肃清敌伪和粉碎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激烈斗争中，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一九四五年即将过去，一九四六年各解放区的工作必须注意如下各点”。这是一份指示的开头，开宗明义，十分鲜明。又如《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文章一上来，单刀直入，切入问题所在：“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干脆利落，直笔而起。这种一刀切出西瓜瓤的手法，使文章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再如《关于工商业政策》一文，第一句就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随即亮明作者的态度：“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而《愚公移山》在这方面更有独到之处，开头是一个明确的结论句，随即讲明这一结论的依据所在：“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显得十分有力。公文写作要讲究“开门见山”，以直笔为贵，这样有利于让人更好地了解公文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使主旨明白显露。 例如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1月5日为了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名书信，对在公文谋篇上如何做到首尾呼应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书信开头先是提出了一个值得严肃注意的问题，即“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当书信结束时，毛泽东同志为了使思想连贯，从整体上进一步加深人们的认识，对开头处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呼应式的回答：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种谋篇技巧，对于保持一篇公文的完整性，增强公文的可读性以及加深阅者的印象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还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同志都没有单独写一个开头，而是平等并列地进行表述。前者写了十二个问题，后者写了九个问题。这种谋篇技法的特点是：将所叙之事、所言之理，以一篇公文的主旨，即它的基本观点、中心思想为“点”作“轴”，分作多角度，平等相对地列开，它很像一个张开的折扇的半圆形扇面。这种谋篇技巧的功能，在于使文件内容条理清晰、易于把握。例如《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毛泽东同志就是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为“点”作“轴”，扇开式地并列讲了“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等十二个问题。这种“点轴扇开”的谋篇形式，又恰似“孔雀开屏”一样壮观美丽。 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许多篇公文，使用了层层进逼的谋篇技法，使人读后深深感到其逻辑的严密。所谓“层层进逼”，即在通篇文章中，对所叙之事、所说之理，按照由浅到深、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由始到终、由窄到宽、由表及里、由近到远的逻辑顺序分层递进地予以表达，使人感到脉络清晰，顺理成章，步步深入，合乎规律。例如《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开头先提出“两种命运”，进而引出“两条道路”，指明“两个前途”，以此为前提，又继而提出了今后党的总任务，最后明确实现党的总任务的四个有利条件，层层进逼，循序渐进，印象深刻。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先提出在反对日本进攻的问题上，存在“两种方针”，一是共产党的坚决抗战的方针，一是国民党的妥协退让的方针；进而指出，由于方针不同，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套办法”，必然带来“两个前途”；最后，得出结论：“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全文从方针到办法，从办法到前途，最后归到结论，步步深入，融汇贯通，浑然一体。 明知故问，无疑而问是汉语修辞的一种重要辞格，即设问。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建国以后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中，都充分运用设问的修辞技法进行谋篇。这种谋篇技法的特点是：作者直接向阅者发问，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以引起阅者注意，然后通过明答(即自我直接回答)或暗答(即寓意于文中、不直接回答)的方式，把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主张、结论等强调出来，借以增强公文的表达效果。 毛泽东同志在运用“设问” 进行谋篇上，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置于公文标题处。例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的标题，引人入胜，发人深思，醒目生动。二是置于篇首，一问一答，借以显明主旨。例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除标题外，开头一段即是。三是置于段首，借以作为全段的立论。例如《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多处采用“设问”的修辞方法来明确段旨。四是置于篇尾，起到总结全文的作用。例如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一份声明的结尾：“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里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重巡洋舰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里先生难道也不知道么?” 所谓“泾渭分明”，即指一篇公文在阐述正面观点、正确思想、成功作法、规范行为的同时，伴随着要指出什么是反面观点、错误思想、失败作法与不应当有的行为。这是公文谋篇的一种重要技法。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公文思想的严密与政策的完整体现，易于下级贯彻执行。我们阅读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公文，在这方面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例如“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 毛泽东同志不仅把“泾渭分明”的技法运用于段语的组织上，更应用于篇章的设计上。例如《愚公移山》一文中，对比讲了一位“老人”与一个“老头”在对待挖山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的态度，进而明确地告诉人们在贯彻执行党的“七大”路线上，什么态度是正确的，什么态度是错误的。又在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从“两种命运”讲起，引出“两条道路”，指明“两个前途”，然后归结到一个结论上，同样采用的是“泾谓分明”的谋篇技法。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讲到：“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毛泽东同志的上述两段话指明了公文写作的一条根本的内在规律，即在谋篇上不论采用什么外在的形式或体式，其内在规律却必须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修辞上讲可以称之为“顶真”、“联珠”。运用“顶真”、“联珠”修辞法对公文进行谋篇布局，有利于突出主旨，使所写出的公文符合党和国家公务活动的客观运动规律，顺乎自然，顺理成章，方便执行，也就是达到“璧合”的要求。 我们翻阅毛泽东同志写下的一篇篇文件，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文种，也不论外貌上采用什么方式，其内在却毫不例外的是首先提出问题，进而分析问题，最后是解决问题。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文为例，文章一上来先是提出问题，然后从四个方面对问题进行了深刻有力的分析，最后一段文字是纠正的具体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