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化就很发达，有名扬世界的伟大科学发明，有不朽的文学巨篇、历史名著。说起公文学，其历史之久、论著之多、成果之大，也是值得骄傲的。从公文的物质载体来看，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即已经有了“甲骨文书”，之后，相继出现“金文文书”“简牍文书” “缣帛文书”以至“纸张文书”，一直绵延至今。从公文文种来看，自“诰”“誓”“命”等开始，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反复过程，形成了以“令”“通知”“决定”“请示”“报告”“函”等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文种。
自古以来文化就很发达，有名扬世界的伟大科学发明，有不朽的文学巨篇、历史名著。说起公文学，其历史之久、论著之多、成果之大，也是值得骄傲的。从公文的物质载体来看，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即已经有了“甲骨文书”，之后，相继出现“金文文书”“简牍文书” “缣帛文书”以至“纸张文书”，一直绵延至今。从公文文种来看，自“诰”“誓”“命”等开始，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反复过程，形成了以“令”“通知”“决定”“请示”“报告”“函”等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文种。从公文的内容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公文汇编——《尚书》。此后的《秦律》《周礼》以及人们十分熟悉的《谏逐客书)《入关告谕》《论贵粟疏》《让县自明本志令》《出师表》《陈情表》《颁行新律诏》《令群臣直言诏》《谏太宗十思疏》等名篇佳作，都是我国古代公文的宝贵遗产。我们的先辈在使用公文传达旨意、实施管理的同时，还对公文写作的规律、技法等进行了切实的总结，写出了像《文心雕龙》《上隋文帝革文华书》《隋书·文学传序》《文体明辨》《艺概·文概》《戒浮文巧言谕》等这样一些指导公文写作的论著及文件。总之，我国古代的公文及公文研究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遗产。 当代公文是对过去公文的继承和发展。历史上各个社会各种公文精华的积淀，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文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对过去的东西，我们既不能囫囵吞枣地全盘继承，更不能不问精华、糟粕统统加以否定。对待过去历代的公文也是如此。正如苗枫林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公文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不能不打上与人民隔绝、迂腐和体式僵化的烙印。”正确的态度是必须保留、继承与发展中国公文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判、舍弃、荡涤中国几千年皇家公文的污泥浊水，这就是我们要在这篇短文中所谈的“公文的民族性”问题。 公文的民族性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与历史公文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时代的步伐息息相通。它既是传统的，又是时代的。只有把历史公文的宝贵精华与我们当代对公文的客观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而产生出来的公文，才是真正体现民族性的公文。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堪称楷模。他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他在率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亲手为我们写下了数以百万字计的文件。纵观中国几千年历代历朝的统治者、政界要人、学界名流，有谁能像毛泽东同志这样，在领导人们进行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军事斗争、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写下了如此恢弘的千百篇公文，不仅前无古人，即使在当今也无与伦比。他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写下的那一篇篇闪烁着革命思想光辉的文件，其中一个极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继承了祖国历史公文学的精华，并赋予时代的精神，使历史公文的宝贵经验得以继承、发展，成为当代光芒四射的新中国公文学，这就是毛泽东公文民族性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同志把公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号召人们在公文写作中反对八股陋习，要求文件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写文件要“立片言以居要”，特别提出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同志对公文历史经验创造性的总结与发展，展现了中国公文的民族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