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堪称逻辑圣手和语言大师。出自他手的那一篇篇公文名篇杰作，正是我们学习公文逻辑运用和语言表达的典范。以他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文为例，全文由“ 发令的缘由”和“令的要求”两大层次组成，不仅层次清晰，而且衔接严密，逻辑性强。 在“发令的缘由”部分，开门见山，一语道出：“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接着，追溯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协定的原因，即“ 南京国民党政府……解决国内问题”这段话；随即进一步指出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协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整个缘由分作三小步，步步紧逼，其势如强弩连发，击中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要害，把发令的必要性完整地表述出来。在该文“令的要求” 部分，依照逻辑顺序，由总到分逐一展开，且语言坚定、庄重。
逻辑的严密与语言的坚定共同构成了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
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公文写作应当生动活泼。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述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时说：“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 ’，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他还批评说：“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一信中说，工业类文件写得不好，没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他还生气地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文风不动，灵感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提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是优良文风的基本特征。
例如“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以及西北战场作战方针的“磨菇战术”，党的七大提出的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的“愚公移山” 等等，都是使用比喻的修辞方法。“……这不过是一般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泥?这就是一个！”“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等等，运用的是幽默与换字的修辞技法。而像“五四指示”“三大法宝”“三八作风”“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等，又运用的是节省的辞格。“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的工作是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等，使用的则是联珠的修辞格。“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等，运用的则是排比、综说的修辞方法。还有，“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等，采用的则是对偶的修辞手法。
“夸张”的修辞手法，被很多人认为不能使用于公文，说它有损于公文的庄重性及实用性。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公文修辞实践，可以说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党内—份政策性相当强的文件，而 在 这篇文章中作者就使用了“ 夸张” 的修辞手法 ：“ 这种人发财的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他们虽然不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又如《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其中的“ 垂着一尺长的涎水”与“‘钦差大臣’满天飞” 都是在公文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